编者按：4月22日，环球时报社主办“美对华贸易战五年态势及中美关系演变”研讨会。研讨会邀请多位权威人士、专家学者，围绕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进行多角度深度探讨。本版刊发其中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因篇幅有限，部分专家观点另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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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因素在削弱美国能力

霍建国（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回顾贸易战这五年，可以发现很多因素正在削弱美国的能力。一是华盛顿陷入俄乌冲突之中，一年多来对乌的武器和资金就像填补一个无底洞，不知道还要支撑多久。二是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胀、激进的加息，导致金融系统出现了脆弱性反应。另外，美国国内的消费和就业也存在问题。

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新的变化。第一，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在下降。数据显示，美国货物贸易总额中，中国份额从2020年的14.8%下降至2022年的12.9%，而“近岸”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份额却稳步提升。巩固和稳定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份额，是我们稳外贸的关键环节之一。

第二，对外贸易顺差过度上升。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中国贸易顺差为8776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接近40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顺差接近2800亿美元，其中对德国由逆差变顺差。从贸易上来说顺差是好事，但过量的顺差会对外部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第三，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新变化，我们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有坚强的全产业链竞争力，韧性很强、竞争力很强，这是客观事实。但也要看到，一些跨国公司迫于美国的种种限制和压力，进行生产布局上的调整。所以，我们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好充分准备和应对。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多年来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理体系，支持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而且提倡国际经贸规则要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然而，在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推动全球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国民中，相当大一部分认为“全球化侵害他们自己的基本利益”。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美国已在拉拢西方盟友搞“小圈子”，进行高技术对华遏制和重组供应链。去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日提出“经济安全同盟”概念。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实质就是“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日前，美国财长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就中美经济关系发表讲话。对这番讲话我们不能乐观，因为其基本主题是以对华经济关系为代价，维护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更宏观地说，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可能正在改变，这要求所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何伟文（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对于当前中美经贸，我有五个观点。第一，中美双边贸易正在大幅度下跌，但这种局面可能不具可持续性，两国贸易量3月份已经开始回升。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美方，其基本上把主要的进口来源集中在北美和跨大西洋伙伴，但这种情况难以持久。

第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供应链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实现完整，所以未来很有可能会改变，但能不能够改变还要看发展，现在只是呈现出初步的趋势。

第三，中美矛盾具有战略对立性质，因而是对抗性矛盾。这决定了很难治“本”，但是可以治“标”。“本”是美国认定自己的全球霸权和由其主导的规则秩序不允许中国构成挑战。但是我们可以治“标”，一是避免因为误判发生武装冲突；二是维持基本的经贸关系，因为中美之间的企业、供应链是复杂交错的，很难被取代。

第四，治标也要务实，我们不能光在语言上打交道，在中美恢复对话以后，我认为应建立三个对话机制：安全、规则和供应链，再建立两个工作组，主要涉及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领域。

第五，我们要面向美国的地方、州、企业和民众，做好他们的工作，把基础抓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但至少可以稳住。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稳住大局，争取合作。

用中国式现代化与美公平竞争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美经贸关系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让我描述当下的中美关系，我认为是“斯普特尼克时刻2.0”。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美国之前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这加速了美苏之间的冷战。如今美国想用搞垮苏联的办法对付我们，他们在高科技和芯片上遏制中国，拉所谓的“民主联盟”，出台“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甚至在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上想要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调整。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未来十年是决定性的十年。我们的手段要变，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搞“制造业回归”，搞投资发展，我们也要搞好自己的经济和工业体系，这样才能加强自身的实力。美国靠“小圈子”力量，我们也要经营好自己的周边，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交朋友。中国只要做好自己，没有人可以战胜中国。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发展成世界上新的榜样，以中国式现代化与美国所谓的“永远强大”来公平竞争？

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美国对华贸易战是过去五年来逆全球化潮流企图颠覆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第二块是新冠疫情，疫情严重暴露了供应链产业链的脆弱性问题，第三张骨牌则是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因素对于世界经济的打击接二连三并形成递进式效应，世界贸易的信心指数也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趋势。

这一时间段也是西方经济体的贸易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地缘政治考虑不断进行渗透并强化。从此前基于利益的贸易扩张政策转向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安全观念，将其外交和经济政策中实现利益和推广价值观这两个原则进行了重新调整和界定：维护价值观等同于维护利益，而安全可持续的经济才是“好的经济”，与“志同道合者”开展贸易比单纯的贸易更具附加值，这与之前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它们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原则很不一样。美对华贸易战及其后续影响正使得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体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区域化特征，尤其是在解决供应链安全方面。

上述变化正对我们构成新的挑战。一是我们现在真正站在了“全面开放”的新起点上。过去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向欧美开放，学习它们的技术、经验并吸引投资。但当我们也成为经济高地和中心的时候，如何利用自有的技术、经验和资本面向全球市场实现全面开放，有没有能力和勇气来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整体产业链布局，将成为转折性的长期挑战。二是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前提下，仍然需要面向发达经济体开放，实现制度性开放和高水平合作的目标。在地缘政治因素更加复杂的背景下，维护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是接下来我们将面对的重大考验。

构建新的“三环”战略环境

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美国对华贸易战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几个特点：第一，双方对彼此外交政策定位的变化很明显。过去有一段时间，对美关系在我们外交政策中分量比较重，对美关系处理好，其他的关系就顺了。而对华政策在那时只是美国外交关系整体中的一小部分。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如今在中国的总体外交中，美国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但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中国成了聚焦中心。无论在非洲、拉美还是南太平洋等其他地区，美国都以“对标中国”作为政策驱动。

第二，中美关系中确实出现难解的“死结”，要打开很难。主要原因是美对华外交的误读误判非常严重，这跟美国长期以来对华认知、战略目标界定等重大层面习惯性出错的政策传统有深层关系。所以，指望美国短期内对华形成真正准确且完整的客观平衡认知，难度比较大。

第三，美国从实力地位处理对华关系的心态并没有本质变化，但美国对华民意的变化我们要注意到。在美国舆论和政客的影响与塑造下，美国民众对华的态度“凉意”上升了，而我们国内对美的认识比较务实。接下来，中美互动中尽量要克服传统和新出现的问题，以最终达成务实合作的良性局面。

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最近以来，国内外媒体经常看到一个词，即“全球南方”。对“全球南方”的重视主要原因是中国以往的对外贸易、对外合作主要是和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中核心是美国。以贸易战为代表，美国欲跟中国“脱钩断链”，中国怎么办？与“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国家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自然成为我们的方向。

我认为，我们要构建一个新的“三环”环境：第一环，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东盟国家、东亚邻国、中亚国家、俄罗斯等，亚洲东西两翼十分重要；第二环，是亚非拉世界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三环，是传统的西方国家。过去我们跟美国形成那么多合作，尤其是上世纪70-80年代。一方面当时美国跟中国有共同的对手苏联，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强大，美国不认为中国能够挑战它的核心利益。这两个因素在今天已完全不存在，所以我们只能是尽最大努力希望中美关系回到正轨，但可能性并不令人乐观；与其他西方国家，当然也还是能合作就合作，尽力维持。今天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不光是要对西方开放，更要加强对亚非拉世界的开放。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已重新提升。

责编：张青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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