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上阵为“红席”

3月1日的暖阳，洒在泊里镇大地上。在张家庄村东南一棵十几米高的梧桐树上，几只花喜鹊叽叽喳喳忙着在这个春天里垒窝。梧桐树下的一个矮房子，仿佛诉说和见证着这个村落的沧桑。

暖阳的照耀下，一名身着朴素、上了年纪的老人，从梧桐树下拽了两捆高粱秸秆劈成的篾子，颤颤巍巍挪进了那个低矮的房子。因房子和门口实在低矮，老人进门时，不得不做出弯腰的姿态。因房子低矮，这样的房子在当地被称为“地屋子”。当日的气温已超过15℃，这个地屋子里尽管不冷，但有些阴湿。

【资料图】

肖长全手持红白篾子走进地屋子。

老人叫肖长全，今年已73岁，是土生土长的泊里人。进屋的他，将手里的两捆篾子放下，开始蹲在地上编织起了被他踩在脚下的红席。而他的身旁，是同样忙着编织红席的妻子和儿子肖胜周。

一家三口同编一领席，是因为买家的催促。

年前，一名潍坊诸城市的买家赶到泊里镇，并找到了肖长全，要在他这里定做一领红席。因买家前来订购时已是年关，加上订购的这领红席比常规红席要大得多，所以这个单子直到年后被买家电话催促了，肖长全才全家上阵忙活起来。

“这领红席是订购人放在一张超大的床上。”肖长全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以往的红席通常是2米长、1.8米宽，但诸城的这个单子则是2.68米长，2.34米宽。

如此巨型的红席，肖长全很少编织。既然买家从诸城专门赶来，肖长全看来，那是买家对红席怀有的一份情怀和对他的信任。

编织常规尺寸红席与超大尺寸红席，价格不同。

肖长全说，常规尺寸红席每平方米的售价为500元，而超大尺寸红席每平方米的售价则是650元。如此算来，诸城这名买家购买这领红席的价格为4076元。

乍一听，一领红席4000多元，众人会觉得“价格高得离谱”，但肖长全却说若是他一个人编织，“一个半月也完不成这个手工活”。

正因他短时间完不成这个手工活，所以他发动老伴、儿子和儿媳全上阵。

“儿媳劈篾子。”肖长全说，“我们3人编织。”

肖长全一家三口忙编红席。

数代人的传承

如此，两代三人就这样蹲在这个潮湿的只有20平方米的地屋子里编织着红席。

一张红席，用材除了有红色高粱秸秆劈成的篾子外，还有白色高粱秸秆劈成的篾子。篾子最长的足有两三米，但每条两三米长的篾子的宽度却只有三四毫米。

三人就这样蹲在脚下已见雏形的席子上，不紧不慢地编织着。年龄已逾七旬的肖长全，拇指指甲留的很长，老伴和儿子的拇指指甲也很长。对于靠红席吃饭的手艺人而言，长指甲是编织“利器”，发挥着重要作用。

“（拇指）指甲除了梳理篾子外，”肖长全说，“还要随时掐掉多余的篾子。”

肖长全编织红席的利器不光长指甲，他的身边有一把尖刀和一个喷壶。尖刀，用于切、挑篾子；喷壶则是在篾子干燥之后用于洒水。正因编织过程时常洒水，所以整个地屋子里显得潮湿。

肖长全面前的一根根细长的篾子在他手中如变魔术般翻飞。因为上了年纪，蹲久了的他时长会腰疼，于是每过半小时，他就会起身站立活动。

因为常年编织红席，肖长全的手掌上布满了茧子。厚厚的茧子，是他这些年来从事这一手艺的有利见证。多年里，肖长全不记得从他手上编出了多少领红席，但他清晰记得自己儿时学习编织红席的情境。

“我是从父亲那里学会编织红席的。”肖长全说，“当时很小，初学只有6岁，父亲手把手教我如何放篾子，如何翻篾子。”

肖长全真正将红席的编织当成糊口生存之本、当成生意做，是在结婚之后。当时，他跟随着父亲将编织好的红席挑到集市上出售，那个年代不但父亲编红席，他的爷爷也在家里编红席。

“我不知道太爷爷编不编红席，因为太爷爷在世时，我还没有出生。”肖长全说 ，“据说泊里红席在当地流传了上千年。”

离青岛市区上百公里的泊里，有种植高粱的传统。高粱的秸秆外皮，不但有红色的，还有白色的。每年秋天收获高粱时，当地农民会将农田里的秸秆砍断运回家晒干。

“这些枣红色的秸秆看上去很漂亮。”肖长全说，正是出于生计，当地人收获了高粱杆后，在农闲的冬天，编织了红席到集市上出售。

“渐行渐远”的“红一片”

50年前的张家庄村，是个有着200户人家的村庄。因几乎家家种高粱，编织红席的传统也就在当地盛行起来。

“红席能卖钱，老百姓不舍得让这些秸秆废了。”肖长全说，在当时的张家庄村，80%的家庭都会在冬天编织红席。

红席为何选择在冬天编织？肖长全说，高粱秸秆秋季收获，到了冬季，农民不能下地种庄稼，于是这个季节也就有了空闲。

在当地，早些年每领红席的价格只卖五六元，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每领红席卖到了10元。

泊里一些村民的记忆里，每到逢集，出售红席的摊位“红一片”，很是醒目，选红席的人也是一片一片的，熙熙攘攘。

“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一片的红席很耀眼。”这名村民说。

村民记忆中火爆的红席出售景象，近年来在人们的视线渐行渐远。

“如今在泊里大集，有时能看到红席的影子，有时就见不到了。”附近村民说，“哪怕看到影子，绝大多数是席贩子在贩卖，很少见编席人出摊。”

以张家庄村为例，如今的张家庄仍有200户村民，但从事这一手艺的村民只有三两户不过六七人。

从“全集‘红一片’”到“少见踪影”，红席火爆市场的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肖长全的儿子肖胜周看来，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肖胜周扳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每平方米500元售价计算，如今一张1.8米宽、2米长的红席售价为1800元，但百姓到大集上买一张同样大小的塑料地板革铺在床上，才花两三百元甚至一两百元。显然，图实惠的百姓最终选择买地板革充当席子。

“地板革铺在床上对人体无益。”肖胜周说，“（地板革）不透气，冬凉夏热。红席取材于天然，则冬暖夏凉，对身体无害。”

一枝独秀不是春

受价格战驱使，红席市场被地板革打败了，以至于用红席铺床的买家越来越少。

市场的萎缩，没有从根本上削弱红席这项民间技艺的存在。2011年。泊里红席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3年，“泊里红席”商标被国家工商局注册为国家地理商标；2017年8月，国家农业部将泊里红席认定为国家地理认证标志。

“泊里红席”的“辉光”，尽管备受业内和外界瞩目，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绝大多数百姓的消费观以及红席传承的命运。

肖长全说，30年前驾车行驶在泊里和张家庄，路两边的高粱“一片一片的，望不到边，现在种植的很少了”。

张家庄村的另一名村民说，编织红席的原材料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红席价格上涨。

肖胜周说，一个人蹲在地上编红席一天赚不了百元，而年轻人出门打工，一天两三百元，年轻人宁愿出门打工，也不愿蹲在地上编红席。而他的儿子，如今在外上班，没有继承这一手艺。久而久之，让年轻人编红席过日子已经很不现实。

张宗生是青岛泊里红席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该合作社也是青岛唯一以“红席”这门手艺命名的合作社。

张宗生说，如今在泊里从事红席编织手艺的仅有10人左右。红席编织从业者越来越少，导致的新结局是肖长全和其他的手艺人不用像父辈一样挑着红席到集市吆喝。如今，这些手艺人光在家里接单就忙不过来。

事实是，从去年深秋到眼下的初春，不但肖长全没有闲着，连其老伴和儿子、儿媳都得上阵帮忙。

一枝独秀不是春。

张宗生说，眼下，几乎没有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从事这门技艺。如此，泊里红席的传承难免生出几分尴尬。

如何涅槃重生？

面对传承断层的紧逼，张宗生一直期待着有稳妥的办法，让红席这门技艺延续并永留。

“这些年泊里、西海岸新区的相关部门一直比较重视红席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张宗生说，为此多个部门还专门前往合作社和泊里走访手艺人，倾听他们对红席传承的意见。

面对传承人的青黄不接，2010年青岛某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科研专家、教授专门走进了泊里，走进了红席合作社，走进了张家庄村对这门手艺进行调研与学习。随后，这些专家带着高粱秸秆和红席回到高校，希冀研发一种脱瓤设备剥离高粱秸秆的内瓤留下篾子，希冀研发一种能代替人工编织红席的机械。但团队经过两年的研发，均已失败告终。

“红席的编织，看似简单，实则是个细密的手工活。”张宗生说，“机械难以替代，至少目前也没有机械能替代。”

面对“机械替代不了，人员面临断层”的尴尬，张宗生认为，红席的传承需要多部门多方面出手，方能涅槃重生。

“编织红席，不能少了秸秆。”张宗生说，相关部门当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多种植高粱，尤其要种植红秸秆的细高粱；同时，出台有利的政策鼓励年轻人涉足这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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