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城市风光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这次疫情及国际经济贸易的形势，对于企业其实也是一次体检，剩下的是体检合格的。企业的资金、管理状况各方面都比较健康，才能熬得过去。”温州一位企业主这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前不久，温州发布的数据显示，温州上半年GDP为4025.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7.5%，高于全国5.5%的水平。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1639.0亿元，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2306.1亿元，增长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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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疫情后的温州经济恢复得不错。7.5%增速下的温州，民营企业正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他们对未来有何顾虑和期盼？8月，澎湃新闻记者走进这个曾经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样本，寻找答案。

“机会是依然存在的”

“受疫情和大环境影响，美国订单下降大约10%。但相对于别的一些行业来说，我们的影响偏小，也是能够接受的。”

浙江鼎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做包装类机械设计研发生产的企业，除了在国内销售，也出口到欧美、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国际市场，CEO厉哲鸣留美归国继承家中企业，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20年，国外疫情比较严重时，很多订单集中在中国，鼎业的订单在那一年环比上升了20%-30%，“当时整个行业都很好，每个人都来不及，要加班加点。”

近三年，很多企业感知到了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尤其在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涉及外贸出口的企业订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温州市骏川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制造涂布机、复合机的企业，设备的终端产品涉及电子行业、烟酒食品包装、药品包装等日常用品，最终会应用到普通大众消费上。创始人上世纪90年代就涉足这个行业。

骏川机械的创始人说，前年企业有几千万元的产值，去年大概提升了近20%。

然而，今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疫情期间，大家预感今年放开，经济会出现爆发式增长，所以很多企业做好扩大生产的准备采购设备。哪知道放开之后，市场没有起来，大家对市场有担心，有些想更新设备的就停一停，导致今年的订单可能下降。他们看不到市场的前景，就会慢一步。”

也有在行业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稳定增长甚至逆势增长的企业。

“其实目前我们厂，现在是满负荷地在生产。原材料商来温州推销材料，到我们家来说你们家是目前各同行中最忙的。一开始钻井钻得深一点，现在吃果子。机会是依然存在的。”

温州市工大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材料用于建筑内外墙、楼地面，起到夏天隔热冬天保温、隔音净化空气的作用。创始人李绍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08年公司研发投产，当年在温州这个领域一起创建的五家企业，现在还有三家共进生存。

李绍闹说，做产品一定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而品牌背后的关键就是技术创新、诚信经营和不断学习。工大节能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生产的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微晶无机保温砂浆、石膏保温砂浆、特种干混砂浆等建筑节能材料，一直进入城发、央企、开发商等企业的入选品牌。

创业的15年，工大节能每年营业额都有20%左右的增长。“目前也受到建筑行业、地产业的波动的直接影响，好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了建筑业的优质品牌5家供应商链之一，这样我们的竞争对手少了很多。我们就是稳住了，没有超过自己本身需求去融资去盲目扩大生产，而是采用合作代产。”

没“躺平”的温州老板

生存不易，但温州的老板没“躺平”。

中荣城运集团作为城市产业空间运营者，深耕温州近十年。中荣改建装修后运营的中荣城市广场共七十四家商户，疫情期间，总经理阮华荣在忙着捐口罩时，一天接到十多个办公室电话，不停地有商户申请退出。

“退，无条件退！”原本按照合约是可以追究商户违约责任的，但阮华荣认为因为疫情商户的损失已经很大了，20几家商户接连倒闭。此后又有七八家找到他，说也不好做。阮华荣觉得这几家产品及运营各方面还不错，前一年的销售业绩也比较好，决定入股这几家商户，支撑他们继续往后走。

“我知道你们缺资金，没关系，我投入一部分进去，折合成股份就好了。”阮华荣知道成功率很低，但依然进行了投资。为了商户不要再倒下去，如果继续倒骨牌效应剩下的三十几家可能也会倒下去。

商业需要人气聚集，倒了再复苏异常艰难。中荣的这处商城最终倒闭率只有20%，入股的资金为商户续了命。在政府免三个月租金的基础上，中荣公司又免了商户三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并承诺在未来的十年内物业费全部减半收取，对十几户特别困难的商户又赠送了三个月的免租期。

“我觉得压力会挺大的，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对的还是错的，照这样下去，政府放开了我没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是复苏最快的一个。”

这块商城的原址在中荣运营前已经空了八年，楼上漏水，草长得比人高，现在却是温州最繁华的商城之一。“可能也正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善事，我这商场现在活得最好。”

温州人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环境中闯荡出来，不“躺平”几乎是这些温州老板的人生信条。在他们的认知中，经济还是要靠企业家自己去拼搏，几乎没有想过要靠政府。而企业家没有躺平的资格，也因为身后有太多人需要他们。

“我的员工跟着我十来年了，我自己赚钱了，也要为他们谋一些福利。只有生意好赚到钱了，才能增加他的工资收入。”温州一家生产日用品的制造企业的创始人谭玉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企业贡献很大的技术人员、核心骨干，每年给他们增加15%的工资。这些人会愿意继续留在企业，企业才更有竞争力。

不愿意躺平，所以老板们还在“折腾”。温州企业在发掘新的增长点。

厉哲鸣说，如果什么都不做，企业会不断走向消亡。所以要不断找增长点，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提前做准备。比如欧美等国家对环保意识如果有增强的话，有些厂商开始使用牛皮纸带的设备替代胶带。比如，鼎业也在关注气泡袋的机器，因为当大家生活水平变高，会逐渐喜欢用外观比较美观的包装，对气泡袋产品的需求可能会上升。

“政治和市场都是企业难以改变的，企业能做的是适应市场。在收入短期内上不去的情况下，可以从管理的效益、节约库存浪费等方面把支出削减下来。把握自己能把握的，从利润来说，也是一个变相的增长点。”厉哲鸣说。

而李绍闹刚创业时，就和北京工业大学合作，讨论学习三个月。此后也延续了与院校合作进行产品的研发迭代，不断创新来满足市场需求。李绍闹形容培养品牌的过程像养儿子，“特别累，但儿子长大了，他饿不死自己。”在市场经营上守住了好友送给他的“宁可夹缝中生存，不求昧良心做事”的忠告。

温州企业家常常说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强，目前年轻人还是继承了老一辈的“温州人四千精神”，哪里有路子就往哪里钻，大家忙得不得了。“虽然政府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温州民间的资金量还是很庞大的，真正藏富于民。而且温州人在全世界做生意，很多华侨，都想要回馈温州社会。”不少温州企业家说。

企业的挑战和期待

温州的老板绝不躺平，但也不回避挑战。

“企业能开起来，消防环保这些基础设施都是有的，专业的安监局或消防局过来一个月检查一两次，让企业整改一下，都是正常的。”但现在，有第三方机构过来检查，重复给企业造成压力。他们认为，有些是没有必要的。

2023年7月25日，浙江省温州市，工人在乐清市一家温控器制造企业自动化生产车间忙碌。 视觉中国 图

还有一家规上企业反映，在2020年成为规上企业之后，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享受到一些红利，但这几年产业不景气，有时会接到税务专管员的要求，按季度开出指定标准额度的发票，这对企业来说是额外的负担。

还有老生常谈的准入问题。

一位企业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温州这几年大拆大建产生了棚改房、安置房工程，但这些代建项目基本都是央企介入。

“以前民营地产企业把土地拍过来民企还可以做，现在代建项目全在国企手里，因为找国企、央企可靠，地方政府也喜欢。建筑领域的民企生存特别困难。”

企业反映，原来房企自己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在寻找供应商的时候，范围更广。现在央企主导，更多是通过入库名单。因此，没进入名单就会非常困难。企业们建议，将棚改房、安置房放开，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如果都是国企接项目，民企在下面干，利润空间是非常低的。2018年开始有这个苗头，2020年开始越发明显。”

还有产业工人、技术人才的青黄不接，也是温州制造类企业普遍提到的需要重视的现象。

骏川机械的创始人说，最担忧的不是市场，只要客户的厂子是正常运行的，订单就还是有的，只是高低的问题。“现在制造企业里，四十岁的员工已经算年轻了，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做不动了。年轻的工人培养不起来，尤其像机械等行业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长期的师傅带徒弟。到时可能整个中国没有了生产力。”

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但产业总要有人传承下去。

温州多位企业家指出，现在政府只针对ABCDE类人才，有购房补贴、子女上学的优惠政策，蓝领没有这个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教育问题。比如带着孩子在温州打工的一些新居民，他们满足不了F类（编注：F类包括大学生和高技能人才等）的。因为现在外地员工的孩子接受教育没有相关政策，一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读私立学校，他们感觉不如回老家，如果子女留在老家，父母也难以在温州留下。”

“温州人口流失，还是政策问题。教育、住房的问题解决不了。不仅是民生问题，也会影响到产业链，人留不下来，有订单也没办法生产就更困难了。建议把F类的范围放宽一点。把这些新居民人才慢慢引进来，产品的科研开发就有潜力了，开发好了，企业竞争力就慢慢上来了。”李绍闹说。

此外，需要复合型的产业人才，但目前行业培养体系还没有健全。谭玉斌建议，国家能不能在制造业这方面有一些补贴。

“比如，院校出来的学生到企业里，有一个培养过程，专门的过渡期，可以给企业一定的补贴。现在完全是靠企业自己培养起来，政府到目前为止在制造业的人才培养上，给到的支持是非常少的。有文件但很难真正落实落地。”

有企业家建议，政府多一些政策倾向给到制造企业，比如改善工人的生活环境。希望能够真正发挥财政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功能。税收主要来自实体经济，应该反馈到实体经济中。

“比如我们这个区域工厂众多且集中，政府可以对我们这种小微企业做集中的管理，建设公寓租给我们。中间划出一片生活区，积累小型商业。五六百家企业几千人，开商店也会产生利润，电影院每天也会有人去看。其实政府投入不大，是长期投入规模化经营，对企业来说，付出也更少一些，年轻人也喜欢，多赢的局面。这边有消费欲望，但没有地方去消费，被压制了。能够建设这样的生活区的话，就可以逐步把生活困难解决。现在通勤的时间多，效率低，环境也差。”骏川机械的创始人说。

此外，多家企业反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需要加强。此次调研，几乎每家企业都反映了这个现象，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和方式不足以支撑企业对技术的攻坚精神。

谭玉斌举了一个例子，温州龙湾有一家龙头企业，早上一件产品在直播间卖，下午就被仿制了，价格只有三分之一。

而这样的“价格战”，在温州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厉哲鸣说，近几年确实很多小作坊起来，做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供应过剩导致的价格战对我们的利润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稍微修改一下，不是一模一样，这种就很难规避。除开欧美市场对价格的敏感度相对低一点，其他地区市场的价格竞争都比较激烈。”

中国企业内卷严重，只要有订单，大家都像饿狼一样扑上去。为了抢订单，就会降低价格，降价是行业的一大问题。“尤其在外贸订单收缩的情况下，大家就盯紧国内的市场，而国内市场中国的企业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又特别勤奋，就很内卷。”企业家们说。

竞争严重，劳动密集型走向品牌化，提高附加值，是温州很多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

阮华荣表示，现在应该把健康的可持续的企业扶持起来，再上一个高度，“因为那些倒掉的企业，再想扶持起来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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