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来说，顺河的拆迁很像是中国城市化大潮中微不足道的一笔，我在这朵小小浪花里也看见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渴盼、失落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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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顺河村的一位老妇，全家已经搬走，但白天她还是会回来种地。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外婆的老家终于拆迁了。

说“终于”，是因为拆迁的消息传了很多年，终于在去年落地。外婆的老家被划定为四川遂宁唐家渡电航工程水库蓄水区，村庄即将沉入水底，当地上千户农民一夜之间获得意外财富，易地搬迁。

外婆家不在这一次搬迁之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外公外婆就被子女们接进城里，老家房子长年失修，经过2008年汶川地震一击，老房子彻底垮了，回去的时候就更少了。

而真正到了拆迁动工这一天，外婆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当了一辈子全职主妇的外婆拥有了一笔真正属于自己的可自由支配的钱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她生活了六十年的故土将彻底消失于水下，外婆有些怅惘，“我们这一代人哦，连根都没有了。”

我在今年春节假期回了一趟外婆的老家，拍摄下被推土机夷平的土地和写有巨大“拆”字的破败房屋最后的影像，也走访了进城过渡租房的村民，他们在租来的安置房里迎来新生活，有人舍不得一亩三分地，白天仍要回到村里见缝插针地种菜养鸡；有人不再疲于奔命地外出打工，而是留在附近做点小生意；也有人将拆迁款挥霍于赌桌，一把赌资二十元，一天就能有几百上千元的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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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房里的生活

1月18日，我在宏桥小区见到了56岁的廖林。这是一个安置房小区，据说外婆老家的很多村民都在这里租房，因为距离老家和城里都不远，价格也便宜，属于他们自己的拆迁安置房还没有正式动工，这几年他们都要靠租房过渡。

廖林早几年当过大队书记，也是外婆的邻居和亲戚。现在他和八十多岁老母亲住在一起，一双儿子已在成都成家，妻子最近也在成都帮忙带孙子。

廖林租的新家在31楼，也许是常年和土地打惯了交道，他特意选择了高楼层，为的是“站得高，看得远。”

这是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三居室清水房，廖林看中的就是清水房便宜的价格，一年的房租只要6000元，“有些装修得好点的房子，一年还是要1万块钱。”廖林说。

▲宏桥小区外观，这是一个安置房小区，房子大多用来出租。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农村老家搬来的，电视机、沙发、大衣柜，甚至床，只是简单刷白的房子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廖林的想法很简单，租房只是过渡，以前的家具还能凑合用，等新房子到手再装修，购置全新的家具。

搬到宏桥小区的村民们有个微信群，“每天都有人在里面冲壳子（聊天吹牛）”，廖林不喜欢群里的聒噪，退了群。但农村紧密无间的人际关系还是包裹着他，疫情管控还没“放开”前，廖林两次成为次密接在家中隔离，是以前的村民做好饭放在他家门口，他心怀感激。

廖林觉得，现在的生活跟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他的日常很简单，除了照顾老人，就是看电视、打牌以及钓鱼。这些安置房的一楼开了不少麻将馆，有一部分就是老家的人盘下来的“生意”，从上午到晚上，总是不缺“角子”（打牌的人），有了钱的村民打牌也阔绰了许多，有的牌局20元起步，一天就能有几百上千元的输赢。

相比过去，廖林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一种心态上的放松。拆迁后，除了拿到二十多万的拆迁款，他还将分得5套拆迁房。有的人打算将多余的房子卖掉换成钱，但廖林有自己的想法，他担心把钱分给儿子后被乱花掉，决定还是给儿子留下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子。此外，他八十多岁老母亲享受每个月两千多元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廖林觉得自己现在可以歇息一阵了。

从16岁起，廖林就到西安一家砖厂打工，几年后回到遂宁又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儿，后来廖林一直在工地浇灌混凝土，省内省外都去过，在成都的时候最多。“哪边有工地开了，就喊我过去，从去那天就算每天工钱，一个工期大概一个月或者15天，有时候要一天一夜地干，一个工地结束就辗转下一个工地，还是很辛苦。”廖林说。“如果没有这次拆迁，年纪再大还是要接着去做（打工）。”

“靠种地养活一家人很难。把种子肥料钱撇开，如果赶上行情不好，剩不下啥子（钱），”廖林强调，“我们坝头的，以前不管啥子年纪男的都必须要出去打工。”

▲2023年1月18日下午，廖林和他八十多岁的母亲在家里看电视，他坐着的沙发以及背后的大衣柜等都是从老家拉来的。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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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坝头”

廖林说的“坝头”就是外婆的老家——四川省遂宁市新桥镇顺河村，距离市区仅有十公里。附近还有一个村庄叫顺江村，“顺江顺河”，从名字就能看出此地与水关系紧密，也寄予了人们对风调雨顺的愿望。

顺河村紧邻涪江，地势低平，几乎每年夏天涨水都会成为孤岛，短则几天，长则十几天，村里要派水性好的渔夫开船到对岸带回物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了抵御洪水，当地人靠肩挑背扛修起了大坝，还是没能抵抗住1981年特大洪水。

1981年7月9日至14日，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大面积六天暴雨，雨区主要集中在嘉陵江干流中游、涪江中下游、沱江上中游以及岷江与渠江中游部分，涪江水位高程达282.5米，流量27800立方米/秒，沿江城乡一片汪洋，损失惨重。

顺河村只有顺河小学地势稍高，整个村的人几乎都挤在学校里避难。那一年，妈妈和姨妈在城里读书没有回家，听外婆说，水淹没了整个家，她和外公只能坐在房顶上避险，二舅水性好，他从家里抢救出一个全是书的木箱，推着箱子游到了学校，把书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顺河小学旁边张贴着房屋出租的信息，供村民们进城过渡。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撇开水患，这里不算贫瘠。涪江灰棕冲积物风化发育成的沙土和油沙土土壤及当地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形成了一种珍贵中药材的天然沃土——川白芷。

川白芷，一种伞形植物。作为一味珍贵中药，主打祛风、燥湿、消肿、止痛的功效，遂宁素有“中国白芷之乡”称号，而最正宗的产地是桂花到龙凤这一段，顺河村就是其中的主要产地。

家家户户都种白芷，廖林告诉我，一亩地一年最多产一千多斤白芷，种得好的人家一年最多能有两三万收入。大自然带来灾害，也带来馈赠。

关于拆迁的说法在村里流传了很多年，他们的理由很多，当地距离城市近，城区扩张不可避免地会辐射到顺河。此外，每年夏天的水患也让人们相信，政府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

治水，一直是这个河渠密布、水系复杂的川东小城的重要任务。唐家渡电航工程是一项总投资约40.42亿元的工程，分为移民安置、堤防建设以及枢纽工程，其中枢纽工程主要包括挡水工程、发电厂工程、鱼道工程和船闸工程，是涪江干流梯级开发规划第41级水电站。

廖林记得，拆迁工作启动是在2016年左右。2021年年初，终于轮到了顺河，遂宁市经开区政府工作人员进村入户，政策宣传、房屋面积复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

▲尚未被推土机碾过的土地上还顽强地生长着庄稼，与一边的废墟形成鲜明对比。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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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乡村职业

在我的走访中，绝大部分村民对拆迁持积极的态度，很多人原本的目标就是在城里买房，拆迁实现了这个诉求，并且提供了额外的经济补偿。相比之下，背井离乡的乡愁在务实的农民看来多少有些遥远，物质生活实打实的改善是他们最直观的感受。

对于某些以乡村为生的人来说，却有些失落。我在宏桥小区见到了陈明华，他是一名顺河村的乡厨。

在四川农村地区，每逢新春佳节或是红白喜事等，主人家都会邀请乡厨办“坝坝宴”，在户外摆桌宴请亲朋好友。土灶上叠着蒸笼，案板上堆满菜肴，系着围裙的乡厨以天地为厨房，大显身手。

陈明华做了近二十年乡厨，一个资深乡厨就像一支队伍，客户只消敲定菜单，其余的琐事——从买菜做饭到碗筷提供，全是陈明华一手操办，和城市的餐厅饭馆没有什么区别。

疫情这三年，对于陈明华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大年初一，他正在给村里一户人家做菜，饭刚吃到一半，村里喇叭就开始播报武汉疫情，禁止聚餐，正在吃饭的客人们纷纷作鸟兽散，“饭都没吃完，浪费了好多！”陈明华直拍大腿。

拆迁叠加疫情，陈明华的生意急转直下，他不得不另谋出路。他在城里的医院附近租了一个门面开馆子，可惜小饭馆只撑了10个月，亏得一塌糊涂。

“还是做乡厨好”，陈明华今年春节又做回了老本行，他把触角伸向了其他农村，多远的活儿都接，陈明华享受做乡厨的自由，没有城市那一套租金成本压力，他觉得65岁的自己还能再干几年。

▲2023年1月18日，住在宏桥小区的陈明华正在家里为第二天的“坝坝宴”准备食材。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搬进城市，仍然以乡村为生，摆渡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成为很多乡村职业人的选择。

廖林的好朋友，是附近一个村的村医，他所在的村尚未拆迁，不过那位村医早早在城里买了房，过上反向通勤的生活——白天他在村里看病，晚上回到城里的家中休息。他在农村的角色极难被替代，去年12月刚放开时，疫情袭击了脆弱的乡村，村民们还是习惯从他那里寻医问药，这位村医第一次经历了从业以来最忙碌困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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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是乡村，一半是城市

某种程度上来说，顺河的拆迁很像是中国城市化大潮中微不足道的一笔，我在这朵小小浪花里也看见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渴盼、失落与迷茫。

1月17日这天，我去了一趟顺河村，那里几乎成为了一片荒地。推土机就横亘在外婆家的位置，我踩着脚下细腻的河沙，对着眼前空旷的一切，努力回想原来老屋的模样。

印象中只有几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破败的老房子里光线很暗，伸手去够某个像灯绳似的东西，结果拽下来一只巨大的蜘蛛，吓得我惊叫不已。妈妈对老屋的回忆则温馨得多，老屋外种了满园的栀子花、月季，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是一种生存压力之外的浪漫。外婆的记忆就更久远了，她在这里出生长大，遇到了从外来当老师的外公，结婚生育，盖了这座老屋，在那里度过了六十余年的时光。

自从听说老家要拆迁后，外婆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似乎不去面对，就可以假装老屋还在，就像她最疼的妹妹前几年在江油去世，她也没有去送妹妹最后一程，“我不去见她，就当她还在江油好好生活。”

▲外婆老屋的原址上正停着一辆推土机。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最近外婆扭伤了腰，整日卧床，絮絮叨叨跟我讲起她的童年、她的婚姻和她的故乡。她眯缝着眼，盯着天花板，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有时候还会哼起歌。我掏出手机说“外婆我给你看看你家现在的样子。”她摆摆手。

搬迁后对于外婆来说比较幸运的地方在于，都住在城里后，她去见她的老姐妹更方便了。村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最常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时候能接新房，眼下他们最渴望的是能早日住进新房，这种愿望比任何年轻人都要迫切——租房只能算“写田户”，他们一定要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走完最后一程。

村里还有一些尚未推倒的房屋，墙体上写着大大的“拆”字，里外的颓败很难让人相信从搬迁到现在也不过几个月时间。“只要没了人气，房子就很容易坏掉。”爸爸说。

▲顺河村尚未被推倒的房屋墙体上都写上大大的“拆”字。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只有土地负隅顽抗。在推土机尚未碾过的土地上，依然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庄稼，与旁边的废墟瓦砾形成鲜明对比。我在村里好不容易遇到一位村民，她告诉我，她全家早在城里租好了房子，只是她闲不住还是想回来种点地，“不然菜就烂在地里了。”

（应受访者要求，廖林和陈明华系化名）

值班编辑 康嘻嘻 古丽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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